为汪局长脱靴

刘半农

我在报纸上做文章，往往要骂人，虽然对于被骂者无毫发的之损，一般人却以为我这人也就够讨厌的了。

其实，说句良心话，我又何尝不想捧人，只因找不着可捧的人，也就只得不捧。

捧之一字，说出来似乎有点儿不够劲，因为一般人心目中，总以为某人要捧某人，必定存着什么心，有什么作用，于是乎大多数做文章的人，都避捧而就骂。不知我们既有眼睛，既能辨别黑白，好的就该说好，坏的就该说坏；骂之与捧，固同是出于不得已也。时贤如孟斯根先生之捧朱霁青（见《论语》半月刊），丁在君先生之捧朱庆澜（见《独立评论》半月刊）均不失为善颂善捧，但求捧而公，捧而当，则亦何苦而不捧，亦何乐而不捧。

于是乎我要捧一捧我们的工务局长汪申伯，好在我捧了他，还不至于要到他局里去谋一个科长科员做，人家也不至于这样疑心我。

先将我与汪申伯的私交说个明白。我们俩虽然同是法国留学生，在法国时，只是见过面而已，并没有同上什么地方去喝过一杯五个“苏”的咖啡，也没有同上老萧饭馆里去吃过一餐四方五的糟糕饭。后来回了国，虽然同在中法大学做过几年事，只是在开教务会议的时候见见面，平时很少往来。在开教务会议时，我们俩往往拍桌子吵架，因为他是法国文学系主任，我是中国文学系主任，亦许有一个学生，法文好而中文不好，他说可以升级，而我说不能，或另有一个学生，情形与此适相反背，均足以叫我们俩抬起杠来。但结果总是雍容大度的李圣章先生提出个办法来。再加之以春风满面的范濂清先生说几句好话，我们俩彼此掏出支烟卷敬一敬，也就不再面红耳热而从长计议了。

有一时我对于申伯很不服，因为他在服尔德学院的院子里造了一座灯台，是个瘦而小的白石亭子。我说：“糟糕！这是什么东西！是纸扎铺里做的望乡台！”这话我当时没有好意思同他当面说，后来老老实实的说了，他并没有提出抗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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